新刊｜黄华青：茶业消费革命下农村的资本积累和阶层分化 ——基于福建G村的调查

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作者：黄华青，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

【摘要】近年来茶产业的消费革命在某些情境下缩短了生产至流通环节的链条，为纵向一体化与小农种植之间的辩论带来新的视野。聚焦福建G村的红茶产业，以民族志形式呈现中农阶层的兴起，以及中农如何被龙头企业利用定价权挤出市场，小农作为原料供应者的境地同样举步维艰，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重新显现。从空间研究视角看，这一过程物化于茶厂这一物质空间的建造及占用中。进而提出，消费革命不会轻易逆转当地茶产业的阶层分化。小规模生产者及其所倚赖的分散化生产资料应得到重视及保护。

【关键词】茶产业；消费革命；资本积累；阶层分化；中农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主流方案是资本导向的纵向一体化，即“农业产业化”。这一过程通常由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农业企业引领，强调生产、加工和流通的产业链整合，以争取更高更大的经济效率和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来资本建立或自下而上积累形成的龙头企业持续得到政府大力扶持；截至2012年，龙头企业已覆盖我国逾40%的农户及过半农业用地。

大多数农村和农业发展领域的学者批判政府对农业企业的过度扶持，而呼吁平民化的农业组织，如基于社区的农民合作社。然而，有关资本化和“去农民化”的争论并未停歇。尽管大部分学者反对“资本下乡”，支持将小规模生态农业留给农户，但他们大多对自下而上的资本积累持乐观态度。黄宗智等提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为小农家庭生产的韧性辩护，认为小农的威胁主要来自商业资本而非产业资本，故流通关系比生产关系更能影响小农的生存。武广汉关于农民的“半无产化”分析延续了这一立场，其通过数据分析指出，小农在农产品销售中所获利润占各环节总利润的比例从1990年的56%下降至2010年的43%，小农在生产领域的“自主”实际掩盖了其在流通领域从属于中间商的“影子雇工”身份。以上学者皆支持整合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的农村合作组织，同时承认小农缺乏资本及谈判权带来的潜在困难。仝志辉和温铁军亦批判大部分政府扶持的合作社为大农建立的“假合作社”，背后的“大农吃小农”逻辑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阶层分化即农业产业化。面对此两难境地，一些学者公开或暗含着回溯至一种改良的公社组织结构之中。总结以上探讨可知，横亘在小农面前、阻止他们从纵向一体化或合作社结构中获益的鸿沟，就是流通与生产、城市与农村之间以及意识与经验层面同时存在的二分困境。小农的竞争弱势似乎受到日益激化的“生计商品化”之诅咒。

近年来农业领域的“消费革命”——由食品旅游、电子商务、文化热等多方力量汇聚促成——加强了流通和生产领域的联系，为这场辩论带来新的视野。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等提出“隐形农业革命”，认为新的食品消费观带来农业市场的重构，高价值农产品的比重日益上升。戴维斯（Deborah Davis）在《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一书中描画了更广阔的图景，探索在不断涌现的新消费行为带来的快速商业化背后蕴藏的人际后果。茶，正是引领这场导向高价值商品消费的农业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张静红对1999—2007年“普洱热”的研究，探索了“云南与海内外茶产区及消费区的空间互动，及普洱茶产业链中各方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洪伯邑则拓展了对“生产者—消费者”关系的分析，刻画了市场经济下转型为小企业家的农村茶农的日常生活。他将茶叶景观理解为当下市场介于现代化与原始风情之间若干相互矛盾需求的物化结果，提供了消费革命下农村社区及建成环境内部发生剧烈重构的生动案例。

本文以福建省武夷山一个典型茶村G村为例，指出茶业消费革命及价格飙升只是掩盖了农村不断持续的阶层分化。以茶产业为代表窥视当下农业消费革命的发展趋势，展现中小农与农业企业之间的复杂纠葛。我国茶产业的第一次价格飙升出现在以普洱为代表的少数茶类，普洱茶价格在1999—2007年间上涨了10倍以上，均价达1000元/斤。随着普洱茶市场在2007年突然崩盘，高端茶市场的空白随即被原产于武夷山G村的金骏眉填补。少数茶类的价格飙升亦带动了整个“名优茶”市场的兴盛。至2012年，名优茶产量占茶叶总产量的43.6%，总价值占比更高达68.3%。这一趋势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亦得到印证。武夷山的茶叶消费者在2005年通常购买20元/斤的茶叶，而不到10年后，他们已习惯于购买300元/斤的茶叶用于日常品饮。较高的茶叶价格反映了消费者对小规模、非标准化生产认可度的提升，这建构了小规模生产者进入市场竞争的合法性。

消费革命的另一显著趋势是在某些情形下生产与流通链条的缩短，原因是更多消费者借由食品旅游、休闲农业的引领直接进入生产端，或是通过电子商务间接地与生产者产生联系。茶产业的食品旅游即“茶旅游”的兴盛，主要源于消费升级后对原真性的需求提升，消费者希望亲眼看见生产过程以避免市场假货丛生的陷阱。在可达性较低的农村地区，淘宝、微信等电子商务平台也为农产品市场流通带来契机，然而，平台作为中间商运营带来的成本并未被完全揭示。总之，日益多元化的销售渠道促进了小农的成长，他们开始自己组织从种植、加工到流通的全链条，而不像10年前那样依赖于农业企业以维持生计。

消费革命及更高的茶叶价格、小规模生产的合法性、生产到流通链条的缩短，共同促进了茶村中个体企业的数量增长——至少在“茶叶热”的初期如此。然而，前路并非坦途。除了如电商平台、食品旅游中介等新入资本对新兴市场份额虎视眈眈，还有龙头企业等老牌资本也利用其资本丰厚度和政治人脉等既有优势，试图重现昔日之荣光。

消费革命带来的社会重组，其核心角色就是中农。在学界定义下，中农作为农村阶层分化中崛起的新兴阶层，能在农业企业不断争夺生产资料控制权的前提下保持增长，且表现出在价值链中不断提升利润空间的能力。部分学者对中农持乐观态度，期待他们成为农村经济的中流砥柱——不仅能够通过租赁农村剩余土地来达到一定程度的富裕，而且具有和小农类似的利益立场及发展愿景。亦有学者担忧，农业企业、商业资本和国家干预的统治地位以及农村社区内部的矛盾阶层立场所导致的脆弱状态，可能让这些“小资商业化农民”处于一种极不稳定、不断流变的状态，时刻置身阶层变化的压力之下。

近年来G村茶产业中大部分生产者符合广义上的“中农”定义，包括介于龙头企业（及其关系密切的大户）与小农之间的所有生产者——他们也构成了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根据贺雪峰对中农的定义或张谦对“商业化农民”的类似定义，这一阶层通常依靠家庭劳力及家庭生产资料，为了提升生产力，偶尔出现雇佣季节性劳工、承包土地的情形，在生产农产品的同时深度介入市场。与此同时，近年来激烈的阶层流动又将中农与小农联系起来。小农很少自己加工茶叶，而是直接将茶青原料卖给其他生产者。两者在规模上都属于小规模生产者的范畴。绝大部分中农是在“茶叶热”初期加入市场，开始规模化地生产茶叶，从小农跃升至中农行列；而在后期，又有不少中农因不堪与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而重新成为小农。根据笔者对G村茶农的观察和分类，一户典型中农年产毛茶约1000斤，而大规模生产者（包括龙头企业和大户）的毛茶年产量通常超过10000斤。这一定义是后文呈现中农在大户和小农阶层间上下流动的主要框架。

论文材料来自笔者于2015—2017年在G村的田野调查，这里也是金骏眉走红前后的漩涡中心。相传，红茶于16世纪末发源于G村所在的武夷山山区。这片地区频繁出现在19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到中国的“茶叶间谍”的图文记录中，其目的是将当地茶种及制茶技术引进用于英属印度等海外茶产区的开拓。和中国大部分曾依赖出口的茶产区一样，G村茶产业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皆陷于衰败，背后有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原因。直到2005年，金骏眉这种新茶的发明及在两三年内的迅速走红，将G村茶业推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盛景。2005年前，G村生产的主要茶类正山小种只卖20元/斤；而在2007—2013年，金骏眉这一“改头换面”的同类红茶却卖到逾5000元/斤的天价。大多数小农不再将茶青卖给村里的龙头企业Z公司，转而大张旗鼓地建造私有茶厂，生产并销售茶叶，由此加入中农行列。如今的G村茶农回忆起那段茶叶供不应求、风光无限的时光，仍难掩自豪和落寞。2012年以来，反腐倡廉运动给当地茶叶市场带来不小的打击。“八项规定”使得过去以送礼为主要目的的高端茶消费锐减。曾满心憧憬、迅速扩张的中农，在此过程中遭受比龙头企业更加毁灭性的打击，很多不得不重回原料供给者甚至季节性雇工的命运。

本文从跨学科视角探索“空间—社会”的互动建构，以当地传统及现代茶厂的建造和占用为聚点，探索茶业消费革命给当地中农带来的契机与障碍，亦揭示丧失生产主动权的小农面临的困境。本文语境下的茶厂，不仅是生产领域的必要场所，也是流通领域价值生产的空间及符号。围绕着茶厂的空间纠葛，物化地呈现龙头企业与中小农之间的资本积累和阶层分化动力。笔者援引的资料包括对逾50名茶农、地方行政官员和消费者的田野访谈，以及对G村近150座茶厂及厂宅的测绘和观察。

二、厂宅与中农的兴起

G村中农阶层在2005—2012年的兴起，与个体化生产资料的普及密切相关。张谦将生产资料作为其分析农村阶层分化的主要因子，认为是否有能力购买生产资料，是区分商业化农民、双重雇佣家庭与薪资雇工的主要判据。阮池茵对凉山苦荞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的研究，认为农民被排除在高额农产品市场利润之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家庭生产缺乏必要的生产设施。对G村茶农而言，他们能否从兴盛的茶产业中分一杯羹，核心要素之一即是否拥有作为核心生产设施的个体化茶厂。在“茶叶热”的最初几年，大批茶农兴建个体化茶厂，为中农阶层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G村茶厂从集体化走向私有化的道路漫长而多舛。在茶叶出口极盛的18—19世纪，中国茶叶出口以小农种植和加工为根基，资本化工业因农村家庭廉价劳动力支撑的“过密化生产”而难以壮大。在当时的武夷山区，包括G村在内的茶村大多将初步加工的毛茶集中至崇安县的贸易集镇，进而运往中俄边境的恰克图，或是广东、上海和福州等港口出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被英属印度等地茶种植园生产的廉价工业茶所取代，陆溁、吴觉农等茶叶专家持续呼吁茶叶生产的集中化及工业化，以重建中国茶叶的国际竞争力。但除祁门等少数案例外，现代集中化茶厂大多因无法撼动小农家庭生产的统治地位而无疾而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期实行“统购统销”，农民的散茶集中到国营茶叶出口公司中加工和出口。G村茶产业集中化的顶峰是1958—1984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并延续至1988—1997年的乡镇企业G茶厂期间，G村的茶叶基本都在菁楼中加工。菁楼，顾名思义就是“加工茶青的楼”，是红茶加工过程中进行青叶萎凋和烘焙工序的传统木结构建筑。人民公社时期，菁楼这种由传统小型萎凋楼改良的集中化茶厂长度可达60米以上、拥有10~12间加工单元，是集体生产力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菁楼以加工单元为单位，和茶山、茶叶机械等生产资料一起先后分到组、户。村民在菁楼中进行茶叶初加工后，由1988年成立的乡镇企业童关茶厂统一收购毛茶，再送往崇安县的国营精制厂及出口公司。1997年童关茶厂转制私营后，由下岗茶厂骨干创立的Z公司接过了龙头企业的接力棒。20世纪八九十年代，童关茶厂和Z公司呈现出初步的资本化动力，体现在收购茶农茶青、将其转化为雇佣茶工等行为中。尽管一些农户也在家中加工茶叶，但由于初始资金的缺乏，个体茶厂在该时期较为罕见，往往只是在宅基地空地上搭一个简易工棚、摆放一些集体分来的茶叶机械。此外，小农的茶叶并无销路，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垄断的茶企。直到2005年金骏眉的发明和走红，小农才赢得建造个体化茶厂的“入场费，由此转型为自产自销的茶农。

在消费革命引发的一系列效应作用下，越来越多满怀好奇心的消费者来到G村，探索茶叶的种植和制作过程。茶厂不再只是单纯的生产资料，也被赋予流通领域的符号内涵。张静红将普洱茶在消费革命语境下的符号内涵追溯至四个来源：对富有的渴望、对健康的渴望、在“文革”时期文物破坏现象后复兴历史的渴望、以产品原真性象征个体独特性的渴望。消费农村背后的符号内涵可以在“文化热”中找到回音，这被视为对高速现代化的抗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留得住乡愁”之愿景以及随后一系列针对农村环境复兴的政府干预措施，将符号化的乡村传统进一步合法化。在茶产业中，对传统口味、传统生产及品饮方式的偏好，可见于几乎所有茶类。有学者认为，铁观音的品饮方式是“发明传统”过程中的“形式化和仪式化过程”；还有学者指出，在普洱茶叶景观中暗含着现代梯田茶园与传统古茶林间的两难选择，对后者的偏好主要是将古茶林作为“生产正宗普洱茶的稀缺资源”，以重建原始风情和复古生产方式在市场中的正统性。此般对传统的渴求在G村同样普遍。传统的、手工的、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作为茶叶原真性和更高品质的象征，融入消费者来到G村的视觉期待之中，由此物化为茶农争先恐后建造的个体化茶厂——最好是一栋“菁楼风格”的传统建筑。

在G村，获取个体化茶厂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重新利用人民公社时期建造的集体菁楼。这种木结构菁楼是G村制作传统正山小种必不可少的空间，也受到那些怀旧消费者的推崇。然而，集体菁楼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大多被拆除，剩下的几栋菁楼如同村里的文物，往往被龙头企业和大户独占。因此，另一种更普遍的形式是建造“厂宅”——这种建筑类型将生活、生产和经营功能整合于传统农宅中。这一建造策略与“一户一宅”的土地政策有关。由于G村地处自然保护区，各户宅基地狭小，新宅基地的获取又十分困难，各户只能将生产、经营功能见缝插针地嵌入生活空间之中。至2015年，逾300户家庭（占G村总人口的80%左右）成为茶叶生产者。同时，根据笔者对G村四个主要自然村共144户的调查，92.4%的农户在2005年以来翻修或重建住宅；其中有92.4%是具有生产和经营功能的厂宅——大部分家庭都是（至少曾是）中农。

在G村，一户典型中农拥有承包茶田10~20亩。在每年四月至七月的茶季，中农家庭除了4~6个家庭劳力外，还要临时性地雇佣5~10个采茶工（主要来自赣北、皖南等邻近地区的农村）。除了茶厂和茶田外，必要的生产资料还包括萎凋槽、揉茶机、烘干机等茶叶机械。在平均水平的生产条件下，一户中农的年产量约为800~1000斤毛茶。2013年，整个G村共生产30万斤正山小种，包括约3000斤金骏眉，其中一大部分来自中农家庭。这便是中农阶层兴起的印证。

在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茶叶生产的成本及利润，来理解中农阶层兴起的经济动机。核心要素就是自产自销茶叶的利润（在刨除茶厂或厂宅的建造成本后）是否高于直接把茶青原料出售给龙头企业（无须建造成本）的利润。以2004年（茶叶价格上涨前）和2010年（茶叶价格顶峰时期）的正山小种市场为对比。茶农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及雇佣劳力。雇佣采茶工的成本相对明确，2004年为0.5元/斤，2010年为3.0元/斤（采茶工的工资以茶青重量计算，但本文换算以毛茶单位重量的成本，制作1斤毛茶大约需5斤茶青）。但生产资料的成本较难估算，其中一项主要支出就是改造或修建厂宅。2004年以前，茶农大多通过简易改造以满足生产需求，只配备最基本的茶叶机械；到2010年，建造大型厂宅已成为村中风尚，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农加入市场竞争的必须过程（为方便计算，笔者将建造厂宅的平均初期投资50万元，分摊于连续10年、每年生产1000斤毛茶的单位成本，不计利息）。

表1数据显示，2004年茶农直接将茶青卖给龙头企业的获利是5元/斤，而自产自销的获利只有2.5元/斤。而在2010年，卖茶青的利润虽涨至85元/斤，但自家做茶的利润高达280元/斤（也存在中农从其他小农家庭收购茶青的情况）。除去金骏眉的收入（金骏眉价格过高，销售风险大，中农家庭通常只在有明确订单的情形下做少量几斤），一户普通中农在2010年自产茶叶的利润至少为20万元。只需两三年时间，便可收回建造厂宅的投入。这样的经济诱惑，是大量小农力图加入生产者行列的驱动力。

初期高昂的建造成本从何而来？根据笔者的访谈，从银行贷款或亲友借款来建造厂宅十分普遍。一位比较成功的中农刘润发向笔者回忆自己的创业史，说道：

“我是我们村除了Z公司外最早做茶的几个人之一。十几年前我开出四五块一斤的价格收购茶青，Z公司的收购价还只有一两块！很多茶农都愿意把茶青卖给我，我在2005年就做了2000斤毛茶，大部分都靠我自己挨家挨户地去武夷山和福州卖掉……2007年到2009年那会儿，金骏眉最火的时候，我也赚了不少……2009年的时候，我花200万造了现在这栋房子（笔者注：这座厂宅拥有一栋按传统木结构工艺新建的菁楼）。”

笔者后来从刘润发的亲戚处了解到，他大胆的经商策略使其不得不依靠贷款来建房，尤其近年来市场萧条后，他的经济情况远不如房子看起来那样体面。即便如此，一栋豪华的厂宅对这位野心勃勃的中农来说是必要的“面子”。对于潜在客户来说，这栋传统风貌的厂宅也能成为佐证其茶叶原真性及高品质的符号。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在茶叶市场鼎盛的2009—2013年，建造厂宅成了新兴中农阶层间的一场“建造竞赛”——在“普洱热”期间同样发生于云南的茶村。

从刘润发的发家故事——尤其是他与龙头企业竞价收购茶青的行为中，不难嗅到农村阶层间的资本积累及阶层分化的火药味。在一部分中农努力提升规模、试图挑战龙头企业和大户垄断的同时，不少中农却在这场竞争中掉队，回到小农行列。下节将探析G村茶农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原因。

三、建筑的符号化与农村的阶层分化

自2013年市场萧条以来，龙头企业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农间的竞争和阶层分化的动力。该过程的核心角色之一是菁楼的符号化，菁楼成为哈维（David Harvey）所谓“剥夺式积累”的工具。“建筑符号化”现象最早由文丘里（Robert Venturi）在其著作《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提出，建筑及其形式元素被视为一套符号体系，可传达特定的社会价值、身份及地位。在遗产保护领域，建筑符号化被视为将传统建成环境合法化的途径，成为“发明的传统”。传统的合法化符号价值不可避免地指向资本积累，如阿尔萨耶（Nezar Alsayyad）所言：

“传统和遗产——无论是恢复的还是修复的、发明的还是制造的——都在民族国家的塑造以及基于怀旧的认同感的构建中至关重要。此外，遗产地也已成为一种无价资产，社区、城市、民族皆可从中获取象征资本和经济利润。”

这一概念亦呼应了赫茨菲尔德对遗产场所的“空间士绅化”以及将本地行动者边缘化的“全球价值秩序”的批判。

在G村，菁楼的符号化被龙头企业Z公司所垄断，成为其提高茶叶价格的辅助工具。由此导致部分曾经依赖菁楼作为生产设施的中农的边缘化及“去农民化”，而沦为原料供应者或是季节性劳工；作为原料供应者的小农也陷入极不稳定的困境，具有同样历史价值的生产设施却遭到抛弃。在高端茶产品市场萎缩、竞争加剧后，这种阶层分化的动力便愈演愈烈。

（一）菁楼作为龙头企业的资本积累策略

菁楼是G村独有的一种具有符号价值的稀缺资源。由Z公司独占的菁楼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G村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菁楼，也是游客和消费者必看之处。包产到户后，这栋拥有10个生产单元的菁楼由庙湾小队约30户村民共用。2010年左右，Z公司从其他村民那里“承包”了菁楼的使用权，这与其他农村的大户承包土地的过程类似；只不过作为村中最有威望的茶业资本，Z公司主要通过其社会影响力而非正式合同或租金来达到垄断目的。Z公司的政治人脉和经济地位让其能够独享村中的大部分资源，如一位村干部告诉笔者：“他们的工厂是唯一经过上级部门批准在自然保护区内修建的工业厂房”。尽管部分茶农仍声称拥有共用菁楼的权力，但近期Z公司对菁楼所做的独占式建筑扩建，几乎将集体菁楼变成私产。新茶厂位于菁楼背后，与其完全连通，也阻绝了从道路进入老菁楼的入口。而从另一侧，当游客从河岸边观赏菁楼，却无法察觉其背后“丑陋”的混凝土建筑。老菁楼就像是一层华丽的包装，将现代高端茶客所不齿的机械化、“非正宗”生产方式包裹起来。菁楼由此获得了两张“面孔”——一张是面对消费者的伪装，另一张则是面对村民的独断。

在Z公司的运营下，菁楼不断被作为一种“发明的传统”的宣传工具，以垄断茶叶生产的原真性与合法性。它不仅多次与公司名称一起出现在各类官方纪录片中，还经常作为招待潜在消费者的展示厅。公司在菁楼内张贴了不少宣传板，其中一块写道：“菁楼见证了正山小种红茶400余年的发展历史，期间历经多次修缮，方保存至今”——这巧妙掩盖了菁楼作为集体经济产物的事实，为其赋予了凝聚G村茶业发展史的符号地位。菁楼空空如也的廊道也成了常为茶叶爱好者举办商业茶道培训和表演的场所。不出意料的是，笔者询问游客菁楼的历史时，大多数人都含糊地说这是“数百年的老房子”，殊不知菁楼的历史只有不到40年。在公司办公楼的入口大厅，悬挂着一幅巨幅拼贴照片，照片中央的题词“正山小种发源地”出自与企业渊源颇深的一位茶叶泰斗之手。照片左侧的另一行题词“茶叶世家”，彰显着茶企家族的光辉历史。拼贴画的背景将另一座公司新建茶厂与集体菁楼并置，照片底端赫然印着公司的大名。这幅巧妙经营的拼贴画，不动声色地混淆了G村集体与茶企家族关于正山小种原真性及其符号价值的权属。

在2016年4月繁忙的茶季，笔者来到这座菁楼，却并未见到纪录片中展现的制茶景象，只见一位做竹篦子的手艺人，向前来参观的茶客和游客兜售竹篮和纪念品——被“观看”的功能，已超越生产功能，成为这座传统菁楼新的使命。尽管Z公司的茶如今大多在现代化茶厂中生产，但菁楼的符号价值却更显珍贵。在公司广告中，“传承红茶四百年”的标语不断宣扬着其独占传统的合法性。因此，对菁楼的垄断以及对政治人脉和政策优势的精明使用，确保了Z公司拥有更高的茶叶价格及更多的消费者。然而，抬价的代价却被忽视了：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给中农造成更大竞争压力，让他们抑或效仿龙头企业，诉诸文化资本的培育，抑或只能在这场不公平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二）中农的抗争与衰弱

面对龙头企业对集体菁楼及其符号价值的垄断，王氏茶厂是少数试图借助自家茶厂来继续参与市场竞争的中农。王氏的父亲曾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制茶技术骨干，当地人称作“青师傅”，其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后，建造了村中最早的个体菁楼之一。2012年，王氏夫妇紧靠着老菁楼建造了一座新茶厂。王氏的妻子刘金燕告诉我，“客人常对我说，‘你家有三宝，老头子，老宅子，老菁楼’！”老父亲做茶的照片以及菁楼的摄影作品也被作为展板挂在菁楼中供人参观，其中一张老菁楼的照片显然是在效仿龙头企业的宣传方式，取景中没有出现任何现代痕迹，深色瓦片上升腾起一缕松木烟熏制茶时产生的白烟，在远处郁郁葱葱的群山衬托下格外美好浪漫。在刘金燕的朋友圈中，还经常展示老爷子在菁楼中做茶的照片，将其作为茶叶推广营销的重要符号。提到这些，她也曾向笔者诉苦：

“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没有那些大茶企的金字招牌，也没有钱去做广告。只能通过多结交点你们这些城市里的朋友，多听你们的建议，慢慢也把自己的品牌做起来吧！”

因此，改造老菁楼、利用它在社交媒体上打广告，就成了这户中农在龙头企业控制的不断缩小的市场中坚强存活的方式。

符号化的茶厂空间不仅影响着历史建筑的利用，也改变了G村大量新厂宅的营建模式。例如笔者曾居住的刘云青厂宅，建于2014年，在徽派风格的三层砖混结构住宅旁边，有一栋砖木结构的新菁楼，基本形制相当于传统集体菁楼中的一间，木构架还特地请了江西的老木匠来做，花了不少钱。在笔者田野调查期间，房主几乎从未用菁楼做茶，但乐于带着客人到自家参观，菁楼似乎给了他炫耀自家茶叶品质的底气。

而在阳海茶厂，这种符号的竞争蔓延到了菁楼之外更广义的生产空间，也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新宅建于2012年，进深只有一开间，内部空间并不大。在这样紧凑的空间下，住宅边却建了一座很宽敞的制茶工房。“这么大的茶厂怎么空荡荡的？”老板娘解释说，“做茶一般还是在老宅子里做，这个茶厂就是方便过来的客户近距离看看生产线而已”。实际上，很多厂房都成了堆放闲置机器或杂物的场所。

龙头企业和中农之间的符号争夺，也体现在他们关于“金骏眉”商标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上。2007年，自称“金骏眉”发明者的Z公司发起注册商标申请，村中其他十几家大中型茶企随之同样发起联名申请，双方为此多次对簿公堂，官司延续了六年之久。最终，注册请求皆被法院驳回，金骏眉被认定为红茶的一种通用品种名称，可为所有人使用。在媒体中发声的顶层茶企对此一片哀号，认为这一判决损害了村子的长远利益；但在笔者的访谈中，未参与官司的中小茶企大多为这一判决暗暗叫好，否则更多茶农的生计将岌岌可危。

（三）小农的危机与废弃的菁楼

很大一部分曾经参与制茶竞争的中农并没有这样的运气和实力，最直接的体现便是S自然村一批遭到弃用的集体菁楼。这几栋木结构老菁楼，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包产到组后由各组村民集资建造的，一直由一些没钱建造厂宅的茶农共用，但近些年来，除了一两间还有人使用外，几乎都处于濒临倾颓的状态。笔者好奇为何不再使用菁楼，有茶农说，菁楼中的茶“做不起”：做一批茶，需要烧一天一夜的松木，光木材成本就要花一千多元，因此至少要把菁楼内铺满，也就是至少几百上千斤的青叶，才会比较合算。“我们哪里做得起那样的规模啊！随便在家里做做就算了”。

这看似有道理，实则让人费解：曾经村民为了共用省钱而建造的菁楼，如今为何就用不起了呢？还是说只是到最近才“做不起茶”了？一位S自然村的茶农算了一笔金骏眉的账：

“你别看有人今天把金骏眉卖了个天价，可茶农就不干了，明年茶青的价格必然要上涨。于是金骏眉的价格也跟着涨呗！也就只有能卖出去的人才做得起金骏眉了！”

换言之，龙头企业和大户的漫天抬价，大大提升了中小农制茶的成本。

从表2可以看出2010年和2016年茶农所处市场境遇。尽管整体市场萧条，但Z公司的茶叶价格近年来依然居高不下（这离不开其对包括菁楼在内的传统符号系统的利用），因此近年来茶青的收购价及市场上雇佣劳力的价格未降反升。但是，普通中小农却由于明显降低的平均茶叶价值和更高的生产成本，其生存境况不断恶化。2013年以来，茶农自产自销的平均利润（125元/斤）甚至可能低于直接向龙头企业或其他大户出售茶青的利润（130元/斤）。这或许是越来越多农民重拾原料供应者或薪资劳工身份、从中农后退为小农的原因。在有限的资源和不公平的分配之下，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在重新扩大。

图1将G村茶农自产茶叶或售卖茶青的利润进行对比，以展现龙头企业将中小农逐出市场的经济逻辑。在2010年的市场盛期，自产茶叶相比售卖茶青的利润优势十分明显，这推动了中农阶层的繁荣；然而至2016年，这种利润优势迅速蒸发，一批茶农不得不放弃生产者身份。这部分中农的数量在2016年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大量贷款建造厂宅的茶农不得不继续做茶以还债；但在笔者2016—2017年田野调查期间，可以看到不少厂宅和茶厂空空如也——最触目惊心的无疑是那些吱吱呀呀、挂满蛛网的菁楼。

因此，龙头企业和大户的资本积累策略仅仅是抬高原料价格，直至足以将不受欢迎的中农赶出市场，重新成为小农。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和金融支持下，这一策略几乎成功地让2016年的茶叶市场回归到2004年，即“茶叶热”之前的状态（以较多的原材料供应者及较少的个体小规模生产者为特征）。尽管表面上看，G村不少茶农的日子短期内变好了，然而透过菁楼的符号化及背后涌动的阶层分化动力，中小农的未来并不乐观——尤其是，农业企业对中小农的利益侵占借助其对茶叶及劳动力市场的定价权而被制度化了。

退回原料供应者的身份后，小农的境遇甚至可能比“茶叶热”之前更加困顿。前面提到，大部分曾经做茶的中小农为了加入市场的竞争而建造豪华厂宅，背负了很高债务，且难以偿还的债务正在损害当地人做生意所依赖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同时，随着Z公司独占的老菁楼成为茶客或游客进村唯一的参观点，其他自然村的老菁楼因衰颓破败而无人问津，试图发展农家乐、兜售农产品等兼业的小农也很难从旅游客源中分到一杯羹。此外，小农作为原料供应者的地位也不稳固——对龙头企业而言，随着金骏眉的高端市场降温，茶青的收购经常采取“雨天不收晴天收”“看质量收茶”的机制。出于对市场波动的预期，双方都没有很强意愿来签订合约以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及模式。如果龙头企业拒绝收购，小农的青叶只能以更低的价格甩卖，甚至宁愿不花钱雇人去采。

这就是建筑符号化对社区的反噬。产业变革之初，个别“先富者”洞察到当代茶产业中茶叶价值链的变化，在追求生产端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推动了建筑符号化。建筑符号化随即表现为对少数传统菁楼的占用和改造，以及一批中小茶企在各自生产空间营建中的效仿。而这种建筑价值的“符号化”，不仅没有让其他具有相同价值的传统菁楼得到保护，反倒成为阶层分化的导火索，让无法成为“后富者”的茶农生活举步维艰——不平等“一直如此”，一位茶农曾激动地对我说：“这么下去新的地主又要出现了，只有再来一次土地革命才能解决这种矛盾！”

四、余论

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模式为中国的高速增长开辟捷径，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年）》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专业化生产，如何真正实现乡村的共同富裕，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者及基层实践者关注的核心问题。G村的龙头企业对一栋特殊菁楼的保护和符号化利用，与大部分小农对其他菁楼的弃之不顾这一对比，凝聚着看似飞速发展的中国当代乡村所处的矛盾境遇。面对消费革命带来的机会，“先富”的茶农得以不断扩大规模，而“后富”者却愈发难以维系中农身份，不得不重新向农业资本屈服。如果我们将消费革命视为过去30余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顶点，那么其所依赖的“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模式，在农村面临的局限和困境愈发值得我们反思。

尽管消费革命初期给农民带来红利，但农村的阶层分化并未因此停止。如本文所展现的，在“茶叶热”期间和之后，中农在茶叶生产中获得的利润上升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龙头企业和其他农业资本通过其政治及社会资源优势，获得了远高于此的利润，且成功地将消费革命的红利化解，重新获得垄断地位。在笔者访谈中，不少农民提到由年轻的村主任于2015年创立的“G村农业专业合作社”，寄希望于它成为挽救中小农的途径。创办之初，它就得到了超过200户农户的加盟，其中大部分是在2013年后遭遇到生存危机的中小农。“G村农业专业合作社”并未介入生产或流通领域，而只作为G村茶文化的宣传机构，其关注重点仍未脱离符号价值的建构，如举办所谓“斗茶赛”“茶王赛”来宣扬更高品质的茶叶。然而，这很快坠入与菁楼符号化相同的逻辑之中，只达到提升中农生产成本的效果。况且，这些茶叶比赛的获益者只是极少数的获奖者——往往来自与评委关系密切的龙头企业、大户。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些只是巩固了大农对小农阶层优势的“假合作社”。

中小农最后的阵地，或是他们的个体化生产设施，即本文提到的厂宅或菁楼。尽管Z公司对菁楼的符号化和垄断占用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便利，而其他仍具有生产功能的集体菁楼的保护则可能为掉队的中农和小农保留一丝希望——当然，这需要公共或私有资金的赞助，并为小规模生产提供必要的激励措施。除了生产设施的个体化，仍需鼓励其他将流通领域的契机真正带给中小农的基层项目。诸如食品旅游、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推动力，需在确保小农利益的前提下得到促进。国内外正在涌现的替代性农业体系，如有机农业、社区支持农业、公平贸易等也在今日乡村有用武之地，它们大多高举为小农“赋权”的旗号，以抵抗农业领域的全球化和资本化浪潮。然而，任何将个体经营权等同于农民赋权及其潜在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思维，在本文案例的印证下都应予以警惕。当我们为“后富”者寻求一条替代发展之路时，应审慎对待任何基于市场的促进因素或那些偏向大户的政府政策，不能让城乡协同发展带给乡村的有限红利，只为越来越少的人所享有。

在乡村振兴和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农业现代化、休闲旅游等新业态的兴起正在为中小农带来更多机会，但我们更要警惕其所掩盖的中小农的“集体失语”。在政策反复强调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的背景下，不少学者提出构建现代农业发展与小农户利益的联结机制，或是建议小农在新业态背景下从生产和供给者角色转向照料、教化的新角色，以避免与资本化农业经营主体的直接竞争。然而，乡村振兴绝不止于经济问题，我们还应关注中小农在政治秩序、生计体系、文化传承等层面发挥的作用，以促成产业现代化与农村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度衔接。正如本文展现的个体化厂宅和菁楼，不仅是中小农的生产之地，也是他们建立社会合作的网格、获取文化资本的载体，是乡土社会存续的根基所在。从乡村整体的产业兴旺到每个村民的生活富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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